杨勇将军是著名的三杨之一，战争年代立下过赫赫战功。红军时期，他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和长征，获得过三等红星奖章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他进入八路军115师任职，先后担任过686团副团长、团长、独立旅旅长、343旅旅长、教导第3旅旅长和冀鲁豫军区副司令等职。任职期间，杨勇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、临汾公路伏击战、樊坝战斗和潘溪渡战斗等战役战斗，并成功开辟了鲁西抗日根据地。
抗战胜利后，他又参加了解放战争，出任中野一纵司令员，在郓城战役中，以三个旅的兵力全歼守敌55师师部及两个整旅15000余人，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全歼国民党军两个旅的先例，受到了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。1947年秋季，杨勇率部跟随中野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。在高山铺战役中，中野歼敌12000余人，其中一纵歼敌5700多人，战后杨勇受到通令嘉奖，并被记大功一次。
淮海战役结束后不久，中野改称二野，杨勇出任第5兵团司令员，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和大西南战役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抗美援朝爆发，杨勇多次向刘邓首长和毛主席请战，但当时贵州刚刚解放，百废待兴，剿匪工作还没有完成，需要杨勇坐镇，因此他入朝作战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。1953年4月，杨勇终于等到了机会，他出任志愿军20兵团司令员，率部入朝参战，指挥了著名的金城反击战，一战歼敌52000多人，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，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。
停战协定签字后，杨勇继续留在朝鲜，先是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兼参谋长，不久后出任志愿军司令员。1958年，他从朝鲜回国，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，后来又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战争年代，杨勇打仗极为勇悍，有拼命三郎之称，先后5次在战场上负伤。1933年10月，红14团在中央苏区的洵口和敌人遭遇，杨勇带头杀入敌阵。激战中，一颗子弹从他的头顶飞过，擦伤了头皮，鲜血直流。伤好后，杨勇的头顶留下了一块永久的纪念：两公分长，不再生发的弹痕。
一年后，中央红军长征来到了湘江边上，在这里遭到了敌人优势兵力的围堵。为了掩护中央纵队顺利过江，红4师第十团和兄弟部队一起，与敌人展开了浴血搏杀。血战中，团长沈述清中弹牺牲，时任团政委的杨勇眼都红了，冒着敌人的弹雨靠前指挥，和敌人血战了两个昼夜，腿部被敌人的子弹击中，留下了一块永久的伤疤。三个月后，红军在土城和川军郭勋祺部展开激战，杨勇带头冲锋，右腮被敌人的子弹打穿，失去了6颗牙齿。脸上留下的弹窝，直到30多年后，才通过手术填平。
1937年9月，平型关战役打响，为了争夺老爷岭这个制高点，时任686团副团长的杨勇，亲自带领三营冲锋，左肩不幸中弹，他坚持不下火线，直到战役胜利后才来到后方治疗。一年后已经升任686团团长兼政委的杨勇，率部在临汾公路两次伏击日军，歼敌数百人，战斗中，他再次负伤，这也是他在战争年代的第五次负伤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杨勇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，后来又担任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。
特殊时期，杨勇受到迫害，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。1972年他复出重新工作，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，5年后再次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。1982年11月10日，杨勇迎来了自己的70岁生日，家人发现他频繁咳嗽，还经常胸闷，就带着他到医院检查。拍片子后发现肺部和肝部的影像上都有阴影，专家会诊后确定为癌症。之后杨勇入院接受化疗，当时我国刚改革开放不久，治疗癌症的药物有限，主要靠化疗为主。
化疗的过程很痛苦，杨勇每次都咬牙坚持，他还经常问医生，给自己用的药贵不贵，能不能减少一点剂量。打了半辈子仗的老将军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心里想的还是为国家省钱。杨勇住院期间，他的老战友杨得志和张震等人，多次前来看望。尽管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但由于病情太重，杨勇将军还是在1983年1月6日这一天病逝了。消息传来，许多老战友和老部下都失声痛哭，那些在外地的老战友们，都做好了进京参加追悼会的准备。
但中央却在此时发出了一份通知，明确规定“外地同志原则上不要来京，防止聚集，保障首都交通、治安、医疗秩序。”据当时的统计，仅北京地区报名要参加追悼会的人员，就已经超过一万人。而按照原先的会场及安全规定，现场最高容量只有六千人左右。也就是说，仅北京城内要参加追悼会的人员，就已经超过了预定的人数。因此通知才要求，外地代表原则上不要进京。
尽管心中很遗憾，但不少老战友还是遵守了这个通知的要求，没有进京。但有两个军区的政委，却没有遵守，而是亲自进京，参加了杨勇将军的追悼会。这两个人分别是王猛和谭友林。当时王猛是广州军区的政委，谭友林是乌鲁木齐军区的政委。王猛比杨勇小7岁，没有红军时期的经历，1937年加入八路军，在冀鲁边游击支队任职。后来出任115师343旅5团营政治教员，当时343旅的旅长正是杨勇，从这一时期开始，王猛就成了杨勇的部下。
1944年，杨勇出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，王猛是第8军分区第6团政治处主任，依然是杨勇的部下。抗战胜利后，杨勇出任中野1纵司令员，王猛在第一旅第一团担任副政委。中野改称二野后，杨勇出任第5兵团司令员，下辖16、17、18三个军，王猛是16军46师政治部主任。在杨勇的指挥下，王猛参加了千里跃进大别山、豫东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和进军大西南等战役战斗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，9年后晋升为少将。
八路军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，王猛一直都是杨勇的部下，在他的指挥下战斗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杨勇病逝后，王猛十分悲痛，决心要送老首长最后一程，于是他不顾通知要求，亲自坐飞机进京，参加了杨勇的追悼会。和王猛不同的是，谭友林在战争年代和杨勇几乎没有什么交集。红军时期，杨勇在红一方面军任职，谭友林跟随贺龙在湘鄂西转战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杨勇在八路军任职，谭友林在新四军工作。
解放战争期间，杨勇跟随二野转战，谭友林在四野任职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谭友林第一批入朝作战，1951年夏季回国，杨勇直到1953年才入朝。二人真正的交集发生在新疆，1972到1977年，杨勇担任新疆军区的司令员，当时谭友林是军区副司令，给杨勇当帮手。共事期间，二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得知杨勇病逝后，谭友林也没有遵守通知要求，亲自来到北京，参加了追悼会。追悼会结束后，王猛和谭友林，都给中央写了检讨。2006年，谭友林将军病逝，享年91岁。一年后，王猛将军也不幸病逝，享年88岁。